制药工业的诞生与发展

[b]一、十九世纪初至抗日战争前的制药工业[/b] 前已述及，19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的早期西药房，无论是外商或国人自己开办的较大规模的药房如老德记、科发、中西、中法等药房除经营进口西药外，尚制造一些“本牌成药”，但未形成制药工厂或企业。清末洋务运动期间，我国已开始建立民用工业，如缫丝厂、纺织厂等，也未见有制药厂的兴建。 最早在中国购地建药厂的是英人施德之于1900年在上海开设的施德之药厂。随之华人也开办药厂，如广州的梁培基于1902年在广州建立梁培基药厂，1912年沈方知等于上海建立中华制药公司，此后，1917年建和平制药公司(广州)，1923年建九福制药公司(上海)，1924年建唐拾义制药厂(上海)。上海、广州是我国近代制药工业的发祥地，以后逐渐扩展至其它城市，相继建立了一批制药公司、制药社和制药厂。 上海自1912年中华制药公司建立后，至1924年陆续开设了93户药厂。不过这些药厂一般都是规模不大，设备简陋，资金很少，产品单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药进口恢复，药价逐渐下降，这些药厂无力与之竞争，纷纷倒闭，最后只剩了10余家。“五四”运动后，全国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打开了国产成药的销路，促使一些资本雄厚的药房建立药厂，如华生牛痘苗厂(1919)，五洲(1922)、中法(1925)、新亚(1926)、中国胶丸厂(1926)、佛慈(1929〕、新光(1933)药厂等。民族资本的制药工业一度有所发展。据统计至1936年末，上海共有药厂58家，职工1500余人，资本总额近300万元。 广州自1902年粱培基药厂建立后，继之建立的有唐拾义药厂(1902），和平制药公司(1917)，普济等药厂，这些药厂大多是进口西药原料而后加工成制剂，如用奎宁制成发冷丸；用山道年制成疳积饼或散；用阿斯匹林、非那西汀等制成止痛散等。据调查统计，1938年日军侵占广州前夕，生产成药制剂的药厂有30余家，产品种类100多个。 一般来说，我国制药工业的特点是“先商后工”，药厂大多脱胎于药房，由西药商业中分化独立出来的。从总体上看，大型的能进行半机械和机械化生产，具有资本主义规模的大药厂较少，而基础薄弱，技术落后的中小型药厂较多。 [b]二、抗日战争时期的制药工业[/b] 随着日军侵华的扩张，我国领土不断沦陷。凡是沦陷地区，日本药商就乘机占领那里的西药市场，排挤掠夺我国制药工业，致使我国制药工业受到严重的破坏。在抗日战争开始时，上海的制药工业虽然遭到了战争的破坏，但不久又有所恢复。一方面当时设在租界地区的一些药厂，因其为日军势力所不及，故受损失较小，不久又恢复了生产。由于社会上对药品的需求量增加，自1939年开始，逐渐又开设了一些制药厂，制销成药以满足社会需要；一方面，由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欧美各国的原料药及西药制剂无法输入，一些药厂利用各种手段增资，扩大生产，不仅制销成药，还着手研制生产一些原料药。如磺胺类、咖啡因、葡萄糖酸钙、烟酰胺等。 在战争的威逼下，南京国民政府号召“工厂内迁”，我国几个大城市的重要药厂如中法、新亚、五洲、华美等陆续内迁至武汉、重庆、昆明等地。在内迁途中这些药厂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损失。虽然迁往内地的药厂，由于原料来源困难，成本高昂，质量不高，产销不正常，但它们制销药的药品对支援战时军民起了一定作用。 [b]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制药工业[/b] 抗战胜利后，我国的民族制药工业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被官僚资本排挤、遏制，以制药工业的发源地上海为例，官僚资本利用在上海接收的日本武田、黑田和德国拜耳等药厂，继续用原有的牌号和商标，进行仿制进口药，与民族制药工厂激烈竞争。同时美国西药大量进口，以只有中国自制药品成本的1/10价格倾销至中国市场。使初具规模的上海制药工业在双重的排挤下受制沉重打击，绝大部分的药厂生产大幅度下降，处于勉强争扎的境地，甚至陷于停顿或倒闭。如1947年新亚药厂先后解散的职工达2/3以上，信谊药厂的化工厂被迫停工。据统计自从1912年上海制药工业开始独立设厂以后的231户至1949年9月只剩下了130户。 总之，我国制药工业自20世纪20～30年代兴起以来，虽得到一定的发展，但主要是加工制剂生产成药，原料药的制造甚少。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控制，政府的不重视，药学人才的的匮乏、化学工业与机械工业薄弱等因素，致使新中国成立前的制药工业十分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