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药商业的兴起与发展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西方药学也输入至中国。西药商业、西药工业、药物研究、药学教育，逐渐兴起、确立，并以一种新的体系而发展。 西方医药学传人我国后，最初我国人民对西医抱着怀疑态度，对西药不相信。以后，随着传教士不断地设立医院、诊所，开办医学教育，西医人数日益增多，西药的需要量随之增加，西药的进口数量逐年上升，于是在国内便形成了西药市场和西药行业，西药房应运而生。当时的西药行业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以后逐渐扩展至内地，西药商业当时全部为外商所垄断。 [b]一、西药房的设立[/b] 19世纪中叶，西药全部为进口，许多外国商行在我国各大商埠开设的洋行，兼营进口西药业务。如德商孔士、美最时；英商怡和、天祥洋行；瑞商天福、汽巴洋行；法商立兴、百部洋行；美商慎昌、礼来洋行；日商丸三、若林等。这些洋行经营的西药业务虽均属兼营，大多数在香港、上海、广州、天津、北京等地设有经理处或分行，既供应西药现货，又承应订货业务，成为各大药房的货源单位。 除了外商开设的洋行兼营西药外，占领当时西药市场的主要是外国商人或传教士医生、药师等设立的西药房。最早者为1841年英商屈臣氏在香港开设的屈臣氏药房(A．S．Watson co．Ltd.，1850年在广州设立分店，1860年在上海设立分店)。外商开设西药房最集中的城市是上海，从1850～1887年外商在上海开设的药房共有12家，至1913年增长至29家。19世纪40年代以后各国商人，传教士医师、药师为争夺我国医药市场，在各大城市竞相设立药房、分店或经销处。除经营西药外，都兼营化工原料、化妆品、医疗器械、照像器材、卫生用品、甚至糖果饮料、罐头食品等。应该特别提及的，许多药房为了盈利起见，他们贩卖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还利用当时烟民们急欲解除烟毒痛苦的心理，配制形形色色的所谓“戒毒烟”出售，如“包戒烟断瘾白药粉”、“包戒洋烟断瘾散”等，实际是以毒代毒，变相贩毒，谋财害命，坑害百姓。 不少国人认识到西药业的重要及社会需求的迫切性，尤其一些华商注意到外商开设的药房营业日趋发达，所获利润丰厚，于是开始设立华商西药房。最早有广州旅美归侨罗开泰，1882年在广州怡和街(今仁济西路附近)设立泰安大药房，是由中国人自己开设的第一家西药房。其次是上海的顾松泉于1888年在上海开设的“中西大药房”。顾松泉是国人西药商业的积极倡导者。中西大药房的开设，打破了30多年来上海西药市场为外商独占的局面，为发展上海乃至中国的西药业起了先锋作用。此后，在上海陆续开设药房，如英商老德记药房的华人经理庄凌晨开设华英药房(1889)，黄楚九开设中法药房，李厚桂等开设中英药房(1894)、黄荣华开设华美药房(1898)、夏粹芳等开设五洲药房(1911)。另外，广州也是华人开设西药房较早而集中的城市，如广安西药房(1890)、必得胜药房(1906)、仁寿药房、老威药房等。逐渐国人自办药房自沿海商埠向内地发展。 对几个重要城市的华商药房进行统计。上海从1888～1913开设的华商药房共29家，至1936达97家，至1945年底达266家，至1949达305家，广州从1882～1911开设的华商药房共25家，30年代初有66家，至1937达84家；武汉1912华商西药房有26家，1920有51家，1937达107家；北京1865～1931华人开设的西药房有63家，1937有130余家，1949年达200余家。华人开办西药房逐渐增加后，外商垄断西药市场的局面逐渐转为华商所控制。 [b]二、华商药房发展[/b] 这时期的药房，一般是个人独资或数人合伙集资开设，经营范围以售卖进口西药及调配处方为主，药品大都从洋行直接批发而来。经营方式与品种完全效仿外商药房，除西药和成药外，还经营化工原料、化妆品、医疗器材等，这一时期的华商药房为了维持生存与外商药房进行激烈的竞争，为了获取利润，积累扩大资本，采取制售“本牌成药”的办法，所谓“本牌成药”或称“本牌产品”，即各药房以个自药房的名义生产的零售包装的药品，各药房制造的本牌成药，其处方大多系根据《英国药典》或《万国药方》，品种与外国药厂制造的相似，原料全部为进口，但由于是自制，所以成本低、利润高，以此与外商药房竞争，占领西药市场。由艰难的起步逐渐发展。 1912民国政府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西药商业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各国进口药品来源顿减，虽有日本药品乘虚而入，但市场西药供不应求，药价猛涨，西药行业获利丰盈，于是游资涌向西药业，各地开设新药房、西药行业迅速增加，上海一些大药房如五洲、中法等更纷纷至外埠开设分店或经销处。这一时期西药行业发展较快，到1936年，上海、天津、湖北、河南等14个省市已有大小西药房1300余家。 抗战以前，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历来从欧美进口药品为大宗。日本侵占了我国后，日军占领了我国各地海关，以后进口金额扶摇直上，至1942年上升为76%，基本上垄断了我国西药的进口，并且开设药房、药厂。抗战时期，由于医药市场交易日趋复杂，进口货源日益减少，药品供不应求，药价猛涨，西药变成了投机商品。由于客观的需要，许多西药行随之增设。西药行的大量增加，表面上似出现了一些繁荣景象，但其给西药市场和社会带来不良的影响与危害。实际上西药行的大量增加，是西药商业投机活动日趋严重的一个标志。 抗日战争胜利后，外商在我国西药市场的势力发生了变化。德商和日商在西药市场上的经济势力完全退出，美国控制了西药的进口，改变了以往多数国家竞争并以几个国家为主的局面。由于美国药的大量涌入，打乱了我国西药商业原有经营秩序，在恶性通货膨涨情况下，无论是中小型药房或药行，一般处境都较困难，根据各自的特点，利用一些客观条件，采取各种措施，甚至参与投机活动，或以进口原料和热销商品进行囤积和黑市交易，扩大营业和争取利润,以求勉强维持、发展，行业内互相竞争、倾轧，大户生意往往较兴隆，小户则岌岌可危。 这一时期另一特殊现象是药品走私活动猖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欧美各国研制成功不少特效新药，如青霉素、各种磺胺类药物等。国内对这些药物也有部分进口，然而当时由于政府对外汇限额配给紧缩，限制进口药品数量，所以市场上曾经短期脱销，发生“药荒”，促进了药品从海外向国内大批走私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