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军事制度、医学教育和卫生保健

[b]一、医事制度[/b] (一)医官制度 三国时期,魏承汉代医官制度,有太医令、丞、尚药监、药长寺人监、灵芝园监等官职。《太平御览》引《玉匮针经序》中有吴置太医令的记载,蜀汉医制无考。 晋代承袭汉魏官制,设有太医令等职。据记载:晋代太医令铜印墨绶,统属于宗正,又有尚药监、药长寺人监。东晋时,省宗正合并于太常,原隶属于宗正的太医官属,后改隶于门下省。门下众事为为侍中所掌,这是后代以太医令隶于侍中的开始。 南朝医官,刘宋有“太医令一人,丞一人,隶侍中”。齐有“太医令一人,丞一人,属起部亦属领军”。《资治通鉴》记载齐有御师。梁有太医令一人,丞二人,属门下省。又有太子官属的药藏局设置药藏丞。诸王国官属,有典医丞。郡县属吏亦有医职。《北史·姚僧垣传》载又有太医正之设。《册府元龟》记载梁以后,尚药职事由太医兼任,陈如梁制。 北朝医官,北魏有太医令等职,属太常。门下省设有尚药局,有侍御师。《魏书·官氏志》记有太医博士(七品下)和太医助教(九品中)之设。北齐有太医署,设太医令、丞等职,属太常。太子门下坊设有药藏局,置监、丞各二人,侍医四人。皇子王国各置典医丞二人。中侍中省设有中尚药典御二人,丞二人;门下省置尚药局,设典御二人,丞二人,侍御师四人,尚药监四人,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内均设有医师。北周有太医下大夫、小医下大夫、小医上士、疡医上士、疡医中士、疡医下士、医正上士、医正中士、医正下士、食医下士、主药下士,均属于天官。鲁医上士、兽医中士、兽医下士,均属于夏官,其官品高者为正四命,低者为正一命。 由上述可知:此时期中央医官机构较前更为细密,特别是北周,不仅已细分为太医、兽医等七类,各类又再分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等级系统。这对医绩的考核管理和促进业务水平的提高,都是有利的。至于地方医政,除梁有“郡县属吏亦有医职”之记载外,其他不知其详。 (二)官颁医书 南北朝时的官颁医书,有刘宋时《宋建平王典术》120卷,北魏时李修《药方》110卷,王显《药方》35卷,均为临床方书,反映出当时临证医学的进步。 官颁医书多由当时帝王御医主持,组织众多医家集体编撰,卷帙甚巨,且备颁行之便,对医术的总结提高和推广具有积极意义。李修《药方》成书于北魏太和年间(公元477~499年)“高祖文明太后时有不豫,修侍针药,治多有效,赏赐累加,车服第宅,号为鲜丽,集诸学士及工书者百余人,在东宫撰诸《药方》百余卷,皆行于世。”(魏收:《魏书·李修传》,卷九十一,十页,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 王显《药方》编撰于六世纪初。《魏书·王显传》记载:“世宗(即武帝)诏显,撰《药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疗诸疾”;(隋书·经籍志》著录本书时谓:“后齐李思祖撰本一百十卷”称李修(字思祖)为后齐人,有误),魏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诏书中称:“又经方浩博,流传处广,应病投药、卒难穷究。更令有司,集诸医工,寻篇推简,务在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和救患之术耳。”(魏收:《魏书·王显传》卷九十一,十一页,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这两项记载,时问和撰修卷数等均甚一致,应为一回事,王显《药方》为当时流传经方之精要,通过行政渠道备布郡县、乡邑,对促进临床医学的发展和人民疾患的防治甚有裨益。 南朝刘宋时所撰《宋建平王典术》,梁时尚存,计120卷。(魏收:《魏书·世宗纪》卷八,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但修撰情况失载,刘宋建平王宏(字体度·公元434~458年)病逝时仅“年二十五”,(长孙无忌等:《隋书·经籍志三》,卷三十四,十四页,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推测该书可能为“笃好文籍”(沈约《宋书·王宏传》卷七十二,二页至三页,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的王宏主持下集体撰修,才可能完成这部120卷的大型方书的篇撰。 [b]二、医学教育[/b] (一)师徒传授和家世相传 师徒传授和家世相传,历来是中医学术教育的传统方式。三国时名医吴普、樊阿、李当之等是著名医学家华佗的弟子。 家世相传,最有名者莫过于南北时期东海徐氏。徐氏世守医业,代代有名。其可考传授世系略为: 之才 / 道度——文伯 ——雄——之范 / \ 徐熙 謇(成伯) \ 叔响——嗣伯 徐之才曾总结家传效方,撰为《徐王八世家传效方》10卷(按:北齐曾封徐之才为西阳郡王,故称徐王)。(李百药:《北齐书·徐之才传》,卷三十三,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再如名医姚僧垣,其父菩提即精医闻名。僧垣年二十四即袭其业术,后成为南北朝时“远闻服,至于诸番外域”(令狐德:《周书·姚僧垣传》,卷四十七,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的著名医家。僧垣之子姚最后也成为能医。 (二)官办医学教育的产生 师徒传授和家世相传的医学教育方式,都是个别传授方式,造就医学人才的数量和技师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随着医药学的发展与进步,此时期开始出现由政府举办的医学教育机构。 《唐六典》卷十四注记载:“晋代以上,手医子弟代习者,令助教部教之。宋元嘉二十年,太医令秦承祖奏置医学,以广教授。至三十年省。”这说明早在晋代已有医官教习之设,刘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奏置医学教育一事,则是政府创办医学教育最早的明确记载。北魏太和元年(公元477年)九月,孝文帝“诏群臣定律令于太华殿”(郑樵:《通志·后魏孝文帝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上海鸿宝书局石印本),北魏设“太医博士”、“太医助教”(魏收:《魏书·官氏志》,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之制,可能就在此时。从此,政府举办医学教育开始形成制度,为隋唐时代医学教育高度发展奠立了基础。 [b]三、卫生保健[/b] 这一时期,个人卫生、饮食卫生、环境卫生以及防病措施都有一定成就,养生保健则有明显的进步。 沐浴是我国人民早已存在的传统习俗,是个人卫生的主要措施之一。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更为普遍。洗浴是佛事前必须做的,因而寺院一般建有“温室”(浴室)。早在东汉安世高就译有《温室洗浴众僧经》,后来译入的佛经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如后秦时译入的《十诵律》载,“外国浴室,形圆犹如圆仓,开户通烟,下作伏渎,外出内施,三擎阁齐人所及处,……,满三重阁,火气上升,上阁水热,中阁水暖,下阁水冷,随宜自取用,无别作汤,故云:“净水”耳。“在《阿含经》、《僧祗律》等书中还劝说世人多造温室。《洛阳伽蓝记》卷四载,北魏时隐士赵逸领宝光寺僧人掘得晋代浴室遗址,建于东汉的陕西扶风法门寺也建有浴室,而且还对外开放。如《法门寺浴室院暴雨冲注唯浴室镬器独不漂没灵异记》碑文载:“寺之东南隅有浴室院……淄侣云集,凡圣混同,日浴于数。”(陈景富:《法门寺》,三秦出版社,1988年,P184),今遗址尚存。在佛教影响下,首先是信佛的帝王为了虔诚事佛,修建浴室,有的非常豪华。如《邺中记》载:“石虎(295~349)金华殿后有虎皇后浴室三间,徘徊及宇,栌檘隐起,彤采刻镂,雕文餐丽”,其浴室“上作石室,引外沟水注入室中,临池上有石床”。又王子年《拾遗记》载:“石虎于太极殿前,又为四时浴室。用瑜石,珷玞为堤岸,或以琥珀为柄杓,夏则引渠水以为池。池中皆以纱为囊,盛百杂香于水中。严冰之时,作铜屈龙数十枚,各重数十斤,烧如火色,投于水中,则池水恒温,各曰‘燋龙温池’。引凤文锦步障,萦蔽浴所……浴罢,泄水于宫外。”这里描述了与沐浴有关的过滤水、换水、温水器具、香药等,比前代有显著的进步。《南齐书》载有《沐浴经》三卷,说明当时对沐浴的重视。 关于饮食卫生,晋代傅玄提出“病从口入”(《拟金人铭作口铭》,见《太平御览》卷367),认为饮食不慎可致疾病,这句话遂成为流传千载的卫生谚语。晋代还发明了用于沸水蒸煮消毒的器具。江西省瑞昌晋墓中出土的“双耳镂孔器”,据说是一种蒸煮器,即将耳杯置于双耳镂孔器中沉于沸水之中消毒清浴的器具,当提起双耳时,水便通过底部三孔全部流尽,用它清洁杯勺,既方便又卫生,能除去杯勺的油污,还能杀灭细菌。(张翊华:一千七百年前的消毒用具,文物天地,1989(2):48) 在环境卫生方面,南朝继承前人优良传统,重视清扫街道。如《南齐书·王敬则传》载:罚令盗贼充任清洁工,“长扫街路”,过些时日,乃令“旧偷自代”。又梁代遂安县令“刘澄为性弥洁,在县,扫拂郭邑。路无横草,水剪虫秽”(《南史·何佟之传》)。晋人的经验总结认为:“土干则生蚤,地湿则生蚊”(张华《博物志》)这也许是人们注意勤扫蓄圈,以及采用药杀虫蛆的理论依据。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圈(畜)中作台开窦,勿令停水,二日一除,勿令粪秽”,无疑这种卫生措施是基于上述理论认识的,从而有助于改善环境卫生,对于人、畜的主存均有积极意义《周书秘奥营造宅经》记载:“厕所蛆,以莼菜一把,投入厕所缸中,(蛆)即无”。同书还指出:“沟渠通浚,屋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病。”可见当时人们已经深知环境卫生对预防疾病的重要意义。 [b]四、养生学的发展[/b] 这一时期,著名养生家华佗、嵇廉、葛洪、张湛、陶弘景等的养生实践和理论总结,促进养生学较快地发展。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国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人。“竹林七贤”之一,常修养性服食之道,著《养生篇》三卷,已佚。传世《嵇康集》辑本中有《养生论》、《答难养主论》、《答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等篇专论养生,其养生主旨为“清虚静泰,少私寡欲”,这是嵇氏清谈“玄学”思想在养生方面的反映。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总结了前人养生经验和方法,指出养生应在无病、年轻之时就开始,并提出“养生以不伤本”的观点,不伤即养,具体提出近30个“不”,如“冬不欲极温,夏不欲穷凉”、“不欲极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多睡”、“目不久视”等,涉及四时寒热、饮食宜忌、坐卧行逸等方面,目的在于告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预防,以不伤人体正气为养生根本出发点,所谓“养其气所以全其身”。书中还谈到龙导、虎引等导引术以及“坚齿”、“明目”、“聪耳”、“胎息”等功法,其中“胎息”、“坚齿”的论述在气功史上尚属首次,对后世影响很大。 张湛,东晋高平(邵治在山东金乡西北)人,清谈玄学家。著有《养生要集》10卷、《延年秘录》12卷,均佚。《医心方》、《太平御览》有其佚文。他提出著名的“养生十要”:“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导引,五曰言语,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在《养性延命录》、《千金要方》等后世著作中都有载录,备受推崇。 陶弘景自幼仰慕葛洪,有学道养生之志。他收集了前代如彭祖、张湛、胡昭、封君达等养生家的语录,等养生论述,结合自己的体会,编辑而成《养性延命录》2卷,包括饮食起居、精神摄养、服气疗病、导引按摩、药物补益等内容,认为人之寿夭不在天,善养生者长寿,指出“养生之法,但莫伤之”,切忌劳逸、饮食、房室等过度。另著《真诰》,亦有药物、导引、按摩等养生法,其中“协昌期”篇介绍摩面、拭目、挽项、叩齿、咽津、栉发等头面按摩术,简便易行,一直为后世养生家所继承、沿用。 这一时期出现的道教上清派经典《黄庭经》(包括《上清黄庭外景经》和上清黄庭内景经),以七言歌诀论述养生修炼的原理,是道教养生流派的重要著作。《外景经》主张“扶养性命守虚无。恬淡无为何思虑”,《内景经》则介绍了守神存思等静功方法,其中宗教与科学相掺杂,这也可以说是道教养生的一个特点,此书颇受后世道家养生者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