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特色“江夏方舱模式”是怎样炼成的

　　导读：疫情大面积暴发，大量病人涌来，所有医院挤爆。面对疫情早期的严峻形势，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果断决策，对病患分类分层管理、集中隔离，除对发热、留观、密接、疑似等“四类”人员隔离开之外，对轻症和重症的确诊患者也分开治疗。其中对轻症患者，建设16家方舱医院集中收治。
　　此时，都有着当年抗击非典丰富经验的中央指导组专家张伯礼和刘清泉写下请战书，建议中医药进方舱，并由中医承办方舱。建议得到了中央指导组的支持，江夏方舱医院交由中医人接管。张伯礼任总顾问，刘清泉任院长。于是，一项事后称为中医药特色“江夏方舱模式”的探索由此展开。

　　2月15日，湖北省武汉市江夏方舱医院开舱的第二天，武汉飘起了鹅毛大雪。舱外，准备接班的护士孙晗刚从班车上下来，不禁缩着脖子拉起自己的衣领。舱内，已经交班的护士朱海利却早已热得汗流浃背，脱下的防护服被汗水浸湿了大半。

　　十几天前，这个位于武汉南郊，占地787.5亩，总建筑面积7.9万余平方米的大花山户外运动中心还只是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主要赛事场馆之一。十几天后，它增加了一个新的“身份”——集中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的中医特色方舱医院。

　　从2020年2月14日开舱到3月10日休舱，整整26天，这家由中医人整建制接管的方舱医院管理床位543张，共收治患者564名，治愈出院394名，采用中西医结合“全覆盖”和“全过程”的救治方法，实现了“零死亡，零转重，零感染”的目标。见证了武汉从凛冬走向春暖花开。

悬着的心

　　“你们医院来做江夏方舱医院的依托单位。”接到通知那天晚上，江夏区中医医院院长熊侃的心就开始悬着，整夜辗转难寐：只剩下不到三天时间，一个“能住人”的场馆就必须要变成规划床位800张的医院，怎么办？

　　彼时，武汉市新冠肺炎病人数还在高位攀升，看不到底数的病人和医院里早已挤不出的床位成为最尖锐矛盾。

　　千钧一发，中医人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中医西医各有长处、优势互补，人命大于天，能救命是最重要的。”已经在武汉连续奋战多日的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院士和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主动提出，由中医人整建制接管一家方舱医院，用中医特色帮助“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目标早日实现。

　　然而，要在超短的时间内改造出一家收治传染病患者的方舱医院，所有人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是家二级医院，没有感染科，我只能带着医院感控医生请教市里专家，力求两通道（病人通道和医务人员通道）改造万无一失。”好在熊侃接到任务时，大花山户外运动中心的改造过程已经由江夏区政府和施工方等多方努力下基本完成。很快，遗留的院感防控细节问题也理顺。

　　与此同时，距大花山11公里外的武汉东湖学院，江苏、陕西、天津、河南、湖南的五支医疗队正在抓紧时间做进舱前的“最后演练”。


　　2月10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从五个省市抽调的第三批209名医务人员抵达武汉，尽管这些人中不乏各中医院经验丰富的“精兵强将”，但此前几乎没有人在隔离区工作过。“做梦都是穿脱隔离服，经常焦虑地惊醒。虽然已经培训、练习了很多次，生怕哪个细节没注意，自己和团队就出问题。”陕西队护士长陈敏不仅操心着自己的安全，更揪心团队里小护士们的安危，“我必须得把他们一个不少的平安带回家。”

　　更让人心里没底的是防护物资。按照要求，5支援鄂医疗队都从后方带了8天的防护物资。“都不能用，来了才知道这些防护服都不符合要求”，眼看就临近开舱，湖南队的“大家长”、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朱莹心里焦急。五支医疗队的碰头会上，朱莹开门见山提出三个基本要求：“第一，必须保障我们医护人员有合格、够用的防护用品。第二，开舱前带领我们所有医护人员进舱熟悉环境。第三，必要的医疗救治设备和药品必须有保障。这是战场，不能儿戏！”

　　列出需求清单、确保医药防护等保障不“断供”、明确当地和医疗队各自的管理责任，在全员紧张忙碌之中，三天倒计时结束。检查完三区两通道和舱内基础设施设备，配备好患者的生活所需，储备了两天用量的防护物资，2月14日下午，江夏方舱医院开始收治病人。

“不听话”的病人

　　理解、信任，是医患合力克敌的关键。面对新冠肺炎，医护人员和患者已然成为一个战壕的战友。

　　患者刘阿姨刚被送到江夏时心里打鼓：“好不容易盼到可以住进医院了。我脑子里一遍遍想着协和医院、中心医院、同济医院，可是这个叫‘方舱’的医院我怎么从没听过。”到了地方，刘阿姨才发现这个医院原来是座体育中心，“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医院，听大家说还是用中医治疗，我就更不懂了。”

　　不少人与刘阿姨有相同的感受，他们起初并不信任这个由体育中心改造的临时医院：“这也能叫医院？”“万一我病重了，你们谁能负责？”社会不了解、病人不理解，方舱医院的起步并不“顺风顺水”。


　　“个别病人强烈要求住进定点医院，不配合我们治疗。”江夏方舱医院副院长、江苏队队长陆敏说，“我能理解，方舱医院的确特殊，而这些新冠病人又非常恐慌、焦虑，觉得进定点医院更保险。”在屡次劝说、反复安慰无果的情况下，方舱医院只能把这种病人送进定点医院。

　　也有少数病人在“百般无奈”之下住了进来，但却不肯接受中医药治疗。

　　陆敏还记得开舱没多久就收进来的患者李女士。“她病程挺长，进来之前已经连续输过3天液，起初症状有缓解，但没退烧，后来甚至出现喘气困难。我们给她用药，但是她说自己以前从来没喝过中药：这个病这么吓人，光喝中药不输液能好？”

　　然而三天后，看到身边有些患者有好转，李女士开始松动，决定试试中医药。医生给高烧不退的李女士贴上了温灸贴。听说可以疏风解表，对自己也无害，李女士半信半疑地接受了，第二天体温真的下降了。从那以后，李女士决定做个“听话的病人”。

　　在江夏方舱医院5支医疗队负责的5个病区里，几乎都曾有过这种“不听话”的病人。“遇到这种病人，我们心里也觉得挺无奈、挺心酸的。”陆敏说，“但我们也不会强求。”不过很快地，绝大多数人会在集体的带动下逐渐接受了中医药疗法，感受到真真切切的疗效后，又去带动其他人。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闫东升回忆，病区里一个50多岁的阿姨起初非常抗拒中医治疗，一直闹着转院。尝试服用中药3天后，她的身体开始改善。7天后就病愈出院了。“这个阿姨从‘中医黑’变成了‘中医粉’，还向家里人宣传中医药。”

　　“一个个好起来的活生生病例让大家真切感到中医不是慢郎中。”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生刘学政说，“部分患者一开始觉得服用中药起效慢、延误病情，慢慢地这些人都改变了观念。”

　　3月10日，刘阿姨病愈出舱。她跟陪伴了自己二十多天的医护人员说自己现在唯一不太习惯的就是中药的苦味，但是良药苦口，确实管用。刘阿姨说住了这么久她也明白了方舱医院是干啥的，自己文化程度不高，说不上来，能说出口的只有道不尽的感谢。

通治还是辨证

　　每天上午8~9点和下午4~5点，江夏方舱医院进入查房时间。五个病区的医生会走到各自病区患者的病床前“望、闻、问、切”，舱内医务人员通过手机拍摄记录患者的四诊信息，发送到清洁区同事的手机里保存，整理病案。

　　“舱里500多个病人，即便分了五个病区，医生查房的工作量也是巨大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雷根平说，每走访完一圈至少需要一个小时，再加上还有一些准备工作和收尾工作，“闷在隔离衣里时间长了，水汽糊了护目镜，人也变得笨手笨脚。方舱医院的工作对我们医护人员不轻松。”

　　“新冠肺炎有点狡猾。”这似乎是许多一线医务人员的一种共识。咳嗽、发热、乏力、喘促、咽干、胸闷、气短、口苦、纳呆，这些都是新冠肺炎的症状。有人低热病情严重，有人高热却病情较轻。

　　要高效集中救治大批量的被感染人群，讲究辨证施治、“一人一方”的中医药似乎面临矛盾。即便对于以中医为特色的江夏方舱医院，要想完全实现对医药资源都有很高要求的“一人一方”也并不现实。

　　疫病先通治。年前就在武汉探访多家医院新冠肺炎患者的刘清泉会同张伯礼等几名中医专家组成员，综合患者的表现，找到了不同患者证候的“最大公约数”，完善了通治的方案。“3~5天一个疗程过后，症状就会有明显改善。”对方舱医院里轻症的多数患者来说，通治的协定方能够满足新冠肺炎的治疗需求。

　　凡事皆有例外，对于讲究辨证施治的中医更是如此。这时，张伯礼为江夏方舱医院量身定制的4个补充方就成为守护患者的“第二道防线”。合并发热患者采用“江夏方舱1号方”，兼有咳嗽者选用“江夏方舱2号方”，无症状者选用“江夏方舱3号方”，伴有失眠、焦虑患者使用“江夏方舱4号方”。


　　“‘1+4’还不够，我们还有一个N，‘1+4+N’才是我们江夏特色的中医综合治疗方案。”张伯礼所说的“N”是江夏方舱医院区别于其他方舱医院的核心因素，对一些有基础疾病等特殊情况的、有必要调方的患者，江夏方舱医院可以实现“一人一方”。

　　停在江夏方舱医院门前的一辆白色应急车就是实现“N”的关键。这座移动的“流动应急智能中药房”能在5分钟内自动按照药方将多种中药浓缩颗粒剂生成简易药盒，患者每次只需要打开药盒中的一小格，用温水冲服。“流动应急智能中药房”提供党参、茯苓、金银花、黄芩等305种常用中药。

　　“我们都盯得很紧，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雷根平说。要确保万无一失，各项制度的保障也极为重要。为此，5支医疗队在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及江夏区政府统一指导下成立了领导班子，明确协同管理的职责。武汉市江夏区委书记王清华任医院党委书记，副区长张湖林与刘清泉任党委副书记，刘清泉同时兼任院长。五个医疗队领队及队长任副院长、院办主任、医务处处长、护理部主任，构成方舱医院主要领导班子成员，分别在院感工作流程制订与管理、药品与物资配备等方面各司其职。同时，五支医疗队各选出两名主任医师加入江夏方舱医院会诊团队。

　　尽管建院时间短，江夏方舱医院还是制订出18个管理制度，如“武汉江夏方舱医院出入院管理制度”“武汉江夏方舱医院值班交接班制度”等。队员防护隔离知识等培训累计3800余人次，同时加强院内感染控制培训，开展咽拭子采集等，形成完整的医护人员防护措施及应急方案。

　　在江夏方舱医院里，还有许多“宝藏区”，这是医院专门开辟的中医治疗区。很多都位于护士站旁边，配备了开展中医适宜技术的诊疗设备，如艾灸用具、穴位贴敷治疗盘、耳穴压豆物品、热疗仪等。八段锦、太极拳，再加上各种中医适宜技术，各显神通，缓解患者的紧张、焦虑和各种症状，让他们“终于睡了好觉”。

　　“大水漫灌”+“精确滴灌”。通治也是辨证、通治也可辨证。在江夏方舱医院，通治和辨证成为辩证统一、可灵活转化的“最优方案”。

微笑着生活

　　从开始的紧张无助倍感煎熬，到慢慢地融入这里的日子，江夏方舱医院这个特殊的医院对于很多医患来说更像是“大社区”“大家庭”，这里不仅有疾病和救治，更有生活。

　　2月21日，随着江夏方舱医院扩建b区，5支医疗队的151名“援兵”再从五省出发，集结武汉，为江夏方舱医院注入了新的活力。

　　每到大家期待的发餐时间，由热心患者组成的志愿小队就会迅速行动起来，尽快把饭菜送给每个人。热气腾腾的饭菜给医院增加了生活的烟火气，让人暂时忘却疫情带来的伤痛，燃起对新生活的热望。


　　“湘军”“包干”的病区里流传出过一段励志故事。病区里的一个患者今年念大四，正在考湖南中医药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而来查房巡诊的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毛以林医生刚好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的博士、硕士生导师。“努力钻研基础知识，做好吃苦耐劳的准备。我们欢迎你！”透过厚厚的口罩，毛以林热情地鼓励着。小姑娘听闻未来的导师就站在自己面前，连忙高兴地从病床上站起来，深深鞠躬，“老师我一定努力！”

　　越是痛苦难捱的日子，人们就越会渴望一切美好。随着时间的推移，方舱医院里一些患者开始恢复活力，不再“发蔫儿”。傍晚时分，江夏方舱医院里医护人员会带着大家做养生操，活动筋骨。身体逐渐好转的他们也开始对自己的生活品质和精神文化活动有了更多追求。愉悦的心情就像一剂特殊的“特效药”，疗愈疾病带给人们的创伤。

　　爱开玩笑的大妈、主动给人帮忙的小伙子、爱唱戏的大爷，这些原本并无交集的陌生人共同生活在一起，互相鼓励，团结互助，这是对这场无情疫情的最有力回击。

只要给我们阵地

　　冬去春来，樱花和桃花绽放枝头，武汉迎来了新的生机。

　　江夏方舱医院的好消息也接踵而至，越来越多的患者符合出院标准。2月26日，江夏方舱医院首批23名患者出院。有人离开时忍不住回头张望，舍不得这里的集体生活。


　　开舱时，江夏方舱医院和所有方舱医院的目标一样，都是早日“关门大吉”。真到了要告别的时候，总会有许多难忘的故事和情感涌上心头，因为这是一段互相治愈、互相温暖的时光。

　　陕西医疗队的护士卢亚玲忘不了病区里最小的患者。已为人母的卢亚玲会特别用心地关照这个只有7岁的小患者，她会趁着休息做手工，叠出各式各样的卡通动物，送到小患者床前，“我就是希望这些小玩具能增加他的生活乐趣。这种特殊的日子不要给孩子的童心留下阴影，希望他的童年依旧是美好的。”

　　江苏医疗队的护士孙晗忘不了在方舱里感受到的爱与善良。“患者总是特别关心我们，觉得我们大老远跑来，家里老人和孩子都不顾了很不容易。但其实我们真的只是把这里的患者当家人，家人有难我们当然要出把力。”武汉抗疫的日子让孙晗感受到了强大的凝聚力，孙晗说自己每次想到在方舱医院工作的一幕幕，都会被感动。

　　而休舱对于张伯礼并不是休息，他开始回顾总结江夏方舱医院的模式，为中医战“疫”留下规律性的经验，“我认为江夏中医方舱医院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模式。无论是管理、治疗以及医患关系都值得好好总结。希望记住的经验就是：以后再有疫病发生，中医自己要成建制承包定点医院。只要给我们阵地，我们一定能用‘硬实力’向世人证明中医药的疗效。”

　　在张伯礼看来，江夏方舱医院成为中医主导的一方临床根据地。中医队伍在这里从参谋、辅助人员升级为治疗新冠肺炎的主力部队。从中药、针灸到太极拳，整个治疗中医“灌满舱”，中医综合治疗“一条龙”，取得了非常好的战果。通过这方阵地，专家可以对中医药效果进行验证和经验总结。“当然，我们也有基础病治疗药物、氧疗仪器、心电监护设备、抢救设施及药物、移动CT机等，这些装备让我们更有底气，更放心使用中医药。所以我总是讲中西结合才是最好的治疗。”

　　休舱前一天，方舱医院里的患者想给医护人员送个礼物。他们自发组织起大合唱，穿着进舱时统一发放的迷彩羽绒服，站成三排。唱着唱着，不少人忍不住落了泪：“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这是生命的源泉。再没有心的沙漠，再没有爱的荒原，死神也望而却步，幸福之花处处开遍。”

　　大花山“花开了”。

　　内容来源：中国中医药报官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