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方少数民族医学的发展
[b]（一）傣医学的形成与发展[/b]
傣医在历史上，为人类的健康作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长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发展一度较缓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傣医药越来越受到重视，为抢救傣医傣药，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先后在西双版纳成立了州民族医研究所，景洪县傣医傣药研究所，德宏、思茅也相继成立了民族医药研究机构。1984年在内蒙古开的全国少数民族医药工作会议上，正式把傣医列入全国“五大民族医”（藏、蒙、维、朝、傣）之内。傣医药的研究工作被提到议事日程。
1988年建成了规模为100张床位的西双版纳州民族医药研究所附属傣医医院。形成了科研、临床、教学为一体的新格局。1986年招收43名傣医中专医士，扩大了傣医药的队伍，提高了队伍的素质，缓解了傣医后继乏人的局面。
近十年来，傣医药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尤其是对古傣医药文献的发掘、研究整理工作，先后出版了《西双版纳古傣医验方注释》、《档哈雅》、《西双版纳家庭卫生常识》、《傣族药物故事》、《嗄牙山哈雅》、《西双版纳医药》、《西双版纳傣药志》、《傣医传统方药志》等。西双版纳自治州民族医药研究所还编写了《傣医中专班临床课试用教材》。
傣医药书籍的出版发行，扩大了傣医的影响，为更多的人学习傣医，了解傣医药打开了方便之门。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傣医学也逐步走向世界。1990年和1991年傣医曾派出学者参加国际第二届民族生物学大会、北京国际传统医药大会，并在会上作了交流。
[b]（二）彝医药的发展概况[/b]
随着党民族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民族医药事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自八十年代初以来，彝医药史及文献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一大批有志之士正在致力于彝医药的研究工作。他们兢兢业业、忘我工作。从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短短十年中，发掘整理、翻译注释出版的彝医古文献数十种。如：《明代彝医书》、《医病好药书》、《医病书》、《看人医书》、《药名书》、《启谷署》等。大量古彝医药文献的整理出版，对某些人持“彝族俗尚鬼巫”、“彝族无医药”的错误观点是有力的批判。一个民族要和存繁衍，医药是保证其生存的条件之一，不可忽略。
近年来，编写出版了《彝医志》、《彝族植物药》、《彝族动物药》等彝药著作。值得提出的是李耕冬、贺廷超合作编写的《彝族医药史》全书例举大量事实，追根溯源，旁征博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充分再现彝族先民自古以来与大自然和疾病作斗争所积累的丰富的医疗经验。1990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新近还有彝族学者郝应芬也出版了另一部《彝族医学史》。
[b]（三）苗族医药概况[/b]
由于苗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因而也没有自己的文献材料或记录。其有关古代的医药资料，只能散见于其他汉文资料中。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民族医药开始受到重视。在民族政策、中医政策的正确指引下，苗医改变以往那种自生自灭，无人过问的状态。苗族医药同样纳入各地各级有关部门的发展计划中。各地老苗医有计划培养接班人，五十年代也开始搜集苗医单验方，编成《贵州民简方药集》，主要以苗医经验为征集对象。八十年代编集的《中国民族药志》，苗医药也占有一席之地，共有40多种苗药编入其中。
1984年，苗族较集中的地区贵州、湘西、及鄂西都派代表参加在内蒙召开的首届民族医药会议；1992年，在首届民族民间医药学术交流会议上，苗族医药的学术论文占有一定比例。
1986年7月，首届苗族医药学术研究会与黔湘鄂苗族医药研究协作组片区会议联合召开，地点在贵阳市，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它象征着苗族医药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b]（四）壮族医药的发展[/b]
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对壮医药的研究不够重视，起步较晚。50年代末期，广西柳州地区人民医院覃保霖曾对壮医陶针疗法进行发掘整理，并在1958年《中医杂志》第三期发表了《壮医陶针考》一文。随后，在1959年出版了《陶针疗法》专著。书中绘制了常用的陶针穴位图谱，并详细列出各科疾病的治疗方法。1981年发表了《壮医源流综论》一文，对壮医的内涵及常用的传统医疗技术作了详细介绍。广西桂林铁路医院苏汉良医师曾对流传于柳州、河池地区的壮医脉诊法进行了初步整理，发表了《壮医民间脉诊的探讨》的学术论文。
这些只是出于个人对壮医的热爱，在长期从事壮医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真正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展壮医及壮医史的研究，是80年代中期开始的。
1984年6月，广西中医学院成立了壮族医药研究室。1983年5月，国家科委批准建立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1986年6月，区党委、区人民政府决定将南宁地区人民医院改建为广西民族医院。壮医机构的建立与完善，为壮医药的发掘、整理与进一步提高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1985年，广西中医学院壮医研究室主任班秀文教授，招收了我国医史上第一批壮医研究生。
198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把壮医研究列为重点课题，组织有关科研人员，从文献搜集、文物考察和实地调查等方面，对壮医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对壮医验方、秘方、单方及历史文物进行搜集整理。据不完全统计，自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的10年中，发表有关壮医及壮医史的研究论文近百篇，整理出版了具有壮医特色的《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及《壮医针挑疗法》，并创办了《民族医药报》，在全国发行。
壮医及壮医史的研究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前景令人鼓舞。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发展传统医学作为今后世界卫生保健事业的目标之一。有理由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古老的壮医必将自立于世界传统医学之林。
[b]（五）高山族医药[/b]
高山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的一员，人口在1986年调查为32万余人（此为台湾当地调查数字，大陆1982年人口普查时，大陆高山族人口为1,549人）。分布在台湾及福建省，以台湾为主，福建只有少数散居。无本民族文字，故亦未见医药文献流传。
据调查，台湾之高山族因接受汉文化之影响，逐渐汉化。部分汉化程度高之“平埔族”，其本民族特色业已消失无遗。目前在台湾之高山族分布在台湾岛之山区，族内又分成九个亚族，称为泰雅（Atayal）、赛夏(Saisiat)、布农（Bunnun）、邹(Tsou)、鲁凯（Rukai）、排湾（Paiwan）、卑南（Puyuma）、阿美（Ami）及雅美（Yami）。
这些台湾岛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因缺少文献记载，故其医药之历史仅能依靠实地调查，从口口相传中的资料加以了解。现时在该民族中遗留下来的医疗卫生习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早期医药历史的侧面。
根据台湾省台中市中国医药学院哈鸿潜等人调查的资料表明，现时台湾岛高山族居民的医疗，仍然处在医巫合一的状态。有病多请求巫师相助。他们调查的排湾族、布家族及卑南族之巫师治病，多需先求病因、或直接由病人陈述或问神，或圆梦，也有占卜者。占卜多于其他方法失败之后使用，其法系所谓葫芦卜或瓢卜。即以一种珠子在葫芦之圆端轻轻滚动，并数问各种病因，当珠子停留不动时，口中所数及者即为致病之病因。蔡景峰1985年在美国东西方中心任客座研究员时，与该中心原籍台湾之吴燕和研究员进行学术交流，吴氏亦曾以此法相告。
巫师还用一些祭鬼神的工具，如盛器、树叶、肉等，进行各种祭神鬼活动；其治病之工具则以巫石、法石、茅草类植物等充任。如以茅草在病人面前挥动或鞭打，或用口吸出病人体内之“法石”等等，以达到驱除疾病之目的。
除巫术外，高山族中还用青草药治病。台湾所产植物甚多，供药用者不下数百种，其常用者有红藤草、槟榔等，都是日常的果品。所治疗疾病多为常见病、多发病。
台湾省考古学者虽然在岛上进行了发掘，有不少发现，包括一万年至三四百年前的历史时期，但目前尚未见与医药学有关之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