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藏医学发展情况

藏历第十五甲子绕迥的铁兔年，也即公元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了，这标志着雪域土地的新生。藏医药学从此也翻开了新的一页。雪域以外地区的藏医药学，随着这些地区的解放，则比西藏高原早一些获得新生。 党和人民政府一贯重视传统文化遗产，制定了正确的卫生方针，要求认真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其中当然也包括藏医药学在内的各民族的传统医药学。以高原雪域而言，1951年和平解放时，就有西南、西北两支医疗队随军进藏，为藏胞治病防病。1953年，一支中央民族卫生工作大队入藏，随后于1961年，由中国医学科学院的药物研究所组成了工作组，会同西藏军区卫生部、后勤部和拉萨藏医院等，一同组织了对藏医藏药的研究工作，并且写出了调查结果报告。1963～1964年，再次组织藏医及西医一道，整理藏医药学，并进行学术交流。 当然，藏医药学在现代的发展，也与祖国整个政治形势密切相关。例如，十年“文革”的浩劫，与内地的中医药学走入低谷一样，藏医药学也受到很大冲击和浩劫。尤其是传统藏医药学每每与宗教有密切关系，有不少藏医药工作者、著作，都成为被清除对象，受到一些损失。但也不可否认，一旦形势有所好转，民族医药学也将首先受惠，因为毕竟它还受到党的民族政策的多一层的保护。例如，“文革”进入末期，中央即指示卫生部组织了藏医古籍调查整理小组进藏，对藏医药的珍贵遗产，包括浩如湮海的文献和医药珍宝“曼汤”进行调研，从而使许多濒临绝迹的文献得到很好的保护。 [b]（一）西藏地区藏医发展概况在[/b] 和平解放前，雪域的医药卫生事业主要集中在“门（曼）孜康”。正如前述，尽管藏医药学在近代有一定的发展，但这主要集中在上层统治阶级。即便有一些慈善事业，广大农奴也只能是可望不可即，没有得到实惠。从这个角度说，藏医药的发展是不够理想的。 “门（曼）孜康”在和平解放时，既是医疗机构，也是教育场所。 医疗工作 在1959年，“门（曼）孜康”与原药王山门巴札仓合并，建成拉萨市藏医医院，1980年，该院改为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直到如今，经过10多年的发展，藏医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大型的藏医药综合机构。其医疗部分除原有的门诊部以外，医院拥有30678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其门诊部设在原“门孜康”旧址，有人员332人。住院部有200张床位。全院平均每年看病人数达25万多人次。光医务人员就多达427人，其中有高级职称人员（包括主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达29名（系1991年统计数字，下同）。该院还拥有1名国家级的专家。 医院附设藏医研究所（前身为研究小组），天文星算研究所（原附在藏医小组内），另有藏药厂一个附属于藏医研究所，集中了大量研究人员研究藏医药古典医经，并附设刻印车间，修整及重刻一些重要的典籍；天文星算所还每年印制藏历历书，供各地农材使用，对雪域的农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藏药厂的面积比过去扩大近百倍，达4789平方米，产药量由几千斤猛增至10万公斤以上。所生产的药有多种剂型，包括丸剂、散剂、糖浆、冲剂。全厂生产已经半自动化，并向自动化过渡，其产品不仅在国内畅销，而且远销国外，受到世界各国，尤其是南亚、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欢迎。还有不少名贵藏成药在国内取得很高的声誉，如“七十味珍珠丸”，在治疗脑神经系统疾病中取得良好的疗效，深受国内、外患者欢迎，并两次获国家经委银质奖。 藏医的医疗事业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过去，看病不分科别，一个医生是什么病都看。后来，在现代医学的启示下，医院开始分科诊治。在藏医院，已设立内科、外科、五官科、妇儿科等。从藏医发展史上，分科诊治是一个大进步，它表明藏医临证学的发展。不仅有了分科治疗，还成立一些临床小组，对某些疾病进行治疗，以取得临床经验。如对“差龙”（即“血风”，相当于高血压病）“婴儿脉病”（神经方面的疾病），都取得一些宝贵经验。 医院的建设，也逐渐走上正规化、现代化。 就全藏而言，七个地区中已有五个建立了地区级的藏医院；在全藏的75个县中，有5个县也成立藏医院，其他70个县医院中，都设立藏医科，全区藏医的病床位多达380张。藏医医务人员仅1989年底，全藏共有1503个，其中有高级职称者多达73人，中级职称者有138人。 科学研究工作 在旧西藏，谈不上有什么科学研究，尤其是没有利用现代科学的办法和条件来进行研究。只有在解放后，藏医才走上现代研究的道路，进行藏、西医的研究，对藏医一些独特的治疗方法，采用藏医传统治疗手段进行治疗，用现代西医诊断及评定治疗效果的指标，两者结合。如对慢性胃炎的研究，曾按严格的科学要求做了对比观察，结果表明，其疗效显著，大大降低了由于慢性萎缩性胃炎长期不愈而发展为胃癌的发病率。这项研究获卫生部先进科技成果三等奖，这也是西藏卫生战线上第一次获得的最高国家级奖励。另外还有其他11种藏医成药具有较好的抗菌及消炎作用。不少藏草药及藏成药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 在临床研究之外，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有很大的成绩。对藏医学史、藏医基础都进行了一些整理和研究。例如对藏医的起源曾进行过讨论，以历史事实论证“藏医外来说”的错误。 对珍贵的历史文物“曼汤”，进行过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整理出版了《四部医典系列挂图全集》，计有藏汉对照版及藏英对照版两种，在国内外引起藏学界的注意。 多年来，通过研究工作总结，写出了一些质量较好的研究论文，汇编成集。如为了编写一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藏医分卷》，藏医学界做了深入的工作，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工作。先是1979年9月在拉萨召开了中华医学会西藏分会，在建会的会议上，检阅了藏医在各方面的成就，包括理论及临床经验共50余篇论文，汇集为《藏医学论文汇集》，1983年，又在拉萨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藏医分卷》初稿讨论审稿会，同时召开全藏第二届藏医技术交流会议。会上宣读了各类研究论文共60多篇，并精选其中部分论文，汇集为《藏医学论文集》。 1986年，在拉萨召开了庆祝藏医院成立70周年大会暨振兴藏医大会。会议除有本区的医务工作者外，又约请北京、内蒙、四川、青海等省市代表参加。同时召开了第三次藏医经验交流会。会上提出的论文很多，其精选部分又汇集成《西藏医学历算论文汇编》，具有较大影响。 对藏药学的研究也做出了成绩。在1977年，1978年，两次召开制定藏药标准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应用藏药为主或较多的六个省和自治区，对174种藏药和290种藏成药的配方制定标准，导致了《藏药标准》一书的出版。 医学教育 雪域的医学教育事业，一向以曼巴札仓的形式进行。西藏和平解放后，除原有的形式外，新的教育形式已经引入藏医教育领域，如先是在拉萨由一些名医任教、创办一个藏医中等专业学校，为药王山及“门（曼）孜康”培养了15名藏医，可以说是第一批现代化的藏医学生，于1962年毕业。次年，藏医院又招收了一个藏医班，其收学员45名，男女生都有，都是高中毕业生，这批学员后来都成了藏医的骨干。1972年，又在拉萨市卫生学校中增设了藏医班，扩大招收学员达181名。这些学员毕业后分配全藏各地，他们象种子一样，在各地生根、开花、为进一步发展藏医作出了贡献。 此后，从1981年至1986年，每年都在自治区藏医院举办一期藏医进修班。学员不仅来自本区，而且有邻近省区的，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新疆等地。尽管学习期限只有一年，但由于教学质量较高，多数教员来自该院之主任级和主治医师。这些学员毕业后，都回到原地行医，在各地成为骨干分子。 1984年，经有关部门调研结果认为，创办一所藏医高等教育学府的条件业已成熟。次年，计划先在西藏大学校内，设立一个藏医系，招收高中毕业生入学，逐渐过渡到独立的藏医学院，首批学员先收27名。这是有史以来藏医第一批高级人员。1980年9月，西藏藏医学院正式成立。学院里设有大学部、中专部、共有学生、包括进修生348人。 [b]（二）藏区以外的藏医学发展[/b] 藏族同胞在我国分布较广，除西藏地区外，青海、四川、云南、甘肃等地也都有藏胞聚居。这些地区的藏族人民也应用藏医药防治疾病，有其自身的藏医药发展历史。 甘南地区 前面已经谈到拉卜楞寺中的曼巴札仓，即医方明学校和印经院的情况，也提到古代藏医医圣宇陀·元丹贡布曾到过内地游学等事迹。事实上，被誉为第二个药王菩萨的宇陀·萨玛元丹贡布在十二世纪时，就到过内地安多一带，其中也包括甘南地区，这从《四部医典》中便可知道。历史上甘南地区也是名医辈出的地区，如十三世纪的碌曲几仓的吉格，他与当年被元王朝为国师的八思巴在安多时，曾讨论过密宗教义，其中当然也涉及医方明。同一地区还出现过另一名医年仓·卡龙曼加，他当年曾随同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朝见顺治皇帝，由于他的高明医术，曾以藏医疗法治愈顺治帝的病，并受到重赏。这些事实既说明当时清统治者对藏医学的信任，也显示出甘南地区的确出现过出类拔萃的藏医学家。甘南人民至今仍以此为荣。 甘南地区的寺庙很多，其中当以拉卜楞寺最为有名，具有代表性的是于1784年建成的一所曼巴札仓，还有卓尼本巴沟贡巴寺的曼巴札仓，以及碌曲郎木寺的药师佛殿等。其中以拉卜楞寺最具代表性，至今仍有大量医方明刻版藏书，其中不乏珍本、孤本等善本书。 正是在近代这些传统医学教育的基础上，甘南地区在新中国发展成藏医教育基地，这不是偶然的，原有的曼巴札仓仍以固有的形式，培养一些藏医人才。1979年，在甘南地区成立了一年卫生学校，内设有藏医专业，开始时学员较少，如首届只收10名。以后逐渐增多，平均每一期只要招30名上下。到1990年年底，总共已培养出150名左右的学生。从1989年起，甘肃省中医学院建立了藏医系，这种高级藏医学校在全国也算是较早的一所。藏医系设在甘南，而不设在兰州校本部，就是考虑到甘南地区雄厚的藏医力量之缘故。第一期共招收学员28名。曾先后派30多名有培养前途的学员，前往西藏、青海、四川及内地的有关医药院校进修深造。 不仅在教育方面取得成绩，在藏医药科研工作中，还有不少成就，这在旧社会是根本没有的。如1980年在甘南就成立了一所藏医药研究所，它在全国也属比较早的。在这里既开展文献整理继承和临床治疗研究，同时也做一些基础理论，包括藏药的生产和研究。对现代医家的研究心得和经验，也出版了著名藏医学家旦巴所著的《医学锦集》一书。另外供秋仁青所著的《藏族医学发展史》，也于1992年出版了。 甘南地区的藏医，除平时的医疗任务外，还积极参与防治流行病、传染病的任务。比如解放初期，甘南地区有麻疹、鼠疫流行，当时的防疫力量比较薄弱，对当地自然环境、流行病史也不够了解。拉卜楞寺的曼巴札仓配合政府大力防治流行病。如寺内名藏医扎西嘉措，就曾查阅大量的材料、档案，向领导提供了甘南地区在解放前将近200年期间该地区鼠疫流行的情况，特别是藏医治疗这种病的一些宝贵资料，从而为五十年代防治鼠疫的流行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为了扑灭麻疹的大流行，拉卜楞寺的曼巴札仓于1955年派了8名藏医协助政府在夏河、卓尼等县开展工作，有效地防止了麻疹的蔓延。 就医疗机构而言，原有的曼巴札仓规模过小，显然不能为广大人民服务。于是，现代形式的藏医院也开始建设起来了。如1970年，夏河县藏医院正式开诊，随后，其他县也都陆续建立藏医院，其中包括碌曲县的郎木寺藏医门诊部、卓尼县的麻路藏医门诊部、碌曲县藏医院、玛曲县藏医院、卓尼县中藏医医院；这样，到80年代，一个藏医诊疗卫生网已经在甘南地区形成。它为甘南地区的人民卫生保健故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青海省地区 青海省是除雪域以外藏族最集中的聚居地区。省内的塔尔寺是藏传佛教有名的大寺院，在这里建立有曼巴札仓，它是旧中国藏医医方明发展的中心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医疗到教育，都在这里进行，其中当然也包括继承整理古典文献、刻印医书等内容。可是到近代，藏医药事业在这里发展迟缓，这是与全国的政治形势分不开的。 1949年，新中国创建以后，青海省的藏医药事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首先，医疗工作在原有曼札仓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开始具有零散的门诊诊疗，没有正规的医院。到1978年以前，首先出现了藏医科，设在一些综合性医院里，另外还有些门诊部。次年，在海西蒙古族自治州最早建立了一所蒙藏医院。此后，各地也相继设立藏医院，到1990年，全省已有这类医院达23所，其中包括青海省、海南地区、海西地区、玉树地区、黄南地区几所，其余则属县级医院，乡则设藏医门诊部。统计表明，县以上藏医院的建筑总面积达33000多平方米以上，绝大多数是藏式的现代化楼房。 医院的制度都较完善，对诊病都有详尽记录，以便统计、比较、研究。据县以上之藏医院统计表明，藏医治疗以常见病为主，其中对乙型肝炎、慢性萎缩性胃炎、骨髓炎、皮肤病、风湿病、疗效甚佳，门诊的治愈率一般在80.7%，住院的治愈率则可达85.2%。藏医的药浴最具特色，对如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疗效均甚满意，深受患者的欢迎。 其次是教育。原来，全省有塔尔寺、广惠寺、夏琼寺、拉加寺等寺庙设有曼巴札仓。尽管从这些札仓培养出来的人才不多，却有较高的水平，都成为著名专家，如尕布藏、尼玛、优宁等，都是藏医事业的重要骨干，但曼巴札仓的规模都很小，只能培养一、二个骨干。新中国建立后，医学教育采用不同类型的进修班及培训班，尤其是短期掊训班，能解决燃眉之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初级形式已显然不能满足要求了。于是，层次较高的藏医学校也逐渐出现。如先是在卫生学校内设藏医班（如黄南自治州），由西藏藏医学校代培。这样，在青海省到1990年左右，总共培养出来的藏医药人才已将近千人。至1987年，青海藏医学院也已建成。 再次是藏医科学研究的开展。科研在藏医药学中是一项新工作，起步较晚，而且主要也多限于对临床治疗的总结和对比等。 最早成立的藏医科研机构是青海省藏医药研究所，成立于1983年。随后，州一级和县级的科研机构也陆续建立。这些都大大活跃了青海省藏医药学的学术交流和学术水平。1986年，成立了藏医学会，促进了这种学术交流。 过去，由于青海是个内陆省，与外界几乎隔绝。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青海也对外开放了，开始与外国学者有了接触。如1988年，在湟中县的藏医院举行了一次省藏医专家与外国学者关于藏医药的学术交流会。参加会议的是以尕布藏为首的省藏医讲学团与来自澳大利亚、联邦德国、荷兰的11名医生，他们交流的内容包括藏医的历史、脉学诊断、藏药学等方面。 其他地区 除以上所提到的一些地区所取得的成就外，新中国成立后的藏医药学还取得了不少成就和发展，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我国藏医药学的蓬勃发展。 在出版业方面，除雪域、拉卜楞寺、德格等旧有印经院所出版的古典医经外，还有青海、四川、甘肃等省的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不少藏医药学著作。 北京的民族出版社是一个综合性民族出版社，其中包括不少重要的藏文医药著作，这里包括旺堆的《藏医词典》、古代的《月王药诊》、强巴赤列等的《四部医典形象论集》、强巴赤列的《藏族历史名医传略》，而古代的藏文《大藏经·医药学选编》、蔡景峰的《西藏传统医学概述》，则都系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北京的人民卫生出版社还第一次出版了一本《四部医典》的汉文译本，系由藏学专家李永年以偈颂体的形式译出的。这可以说是除去18世纪的蒙文版以外的首次全译本，在国内外引起较大的反响，其内容在青海省已全部输入电脑检索程序。 藏医学出版物在其他省、市也时有问世。如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另一种汉译本《四部医典》，此译本由青海的马世林等人译出，系以白话文形式译出的，与北京的偈颂体译文可互相对照。上海还出版了另一部古代藏药学著作《晶珠本草》的汉译本，这是我国第一部汉译的古代藏药著作。 还应该提及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迪庆藏药》一书，全书涉及藏药598种，并对澄清藏药的品种、名称混乱，均有精辟的见解，是不可多得的藏药学佳作。 北京的人民卫生出版社还出版了《中国民族药志》，该书是新中国第一部有关民族药的大型著作，其中包括较多的藏药。 在西藏山南藏医院的协助下，在北京设立了藏医医院。院内有著名藏医应诊，全国各地的患者及国外患者如要求以藏医药治疗，就用不着远涉青藏高原，而只在北京就可以接受藏医的治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