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急病治疗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医对急病的研究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1954年,石家庄地区运用温病理论和方法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取得了显著疗效。此后,急病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如对急腹症,冠心病、流行性出血热等治疗都获得了一定的疗效。但前景并不十分乐观,由于西医在我国迅速发展,使中医治疗急病这块阵地逐步缩小。又由于在对待中医问题上存有偏见,有失误,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倍受摧残,中医急病机构受到严重破坏,中医院不设急诊室,中医大夫不值急诊班,抢救急重病人中医大夫不参加。这种状态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中医只能治疗慢性病的局面。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西医在医疗上的布局不仅合理,且较完整。尤其是急救措施方面,有其优势。中药剂型、给药途径明显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而落伍。 1983年11月,卫生部中医司在重庆召开了全国中医急症工作会议,专题讨论如何开展中医急症工作,提出了《关于加强中医急症工作的意见》。明确了中医急症工作的方向和目标。随后,在1984年,全国成立了七个急症协作组,即高热(南、北方组)、中风、厥脱、血证、痛证和剂刑改革组。这是五十年代以来对中医急病采取的重大举措。 以中风病为例,1983年全国首届中风病学术研讨会,制定了“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标准”定中风病名,别称卒中,相当于西医的急性脑血管病,并提出病类与证名联合的辨病分证诊断方案,即将中风先分为中经络和中脏腑两大病类,然后再分为九种证候。其病名诊断举例为:“中风病、中脏腑;痰热内闭心窍证”,中风病名诊断经全国30多个医疗科研单位2200多例患者的反复临床验证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 中药剂型及给药途径的改革是中医治疗急病的关键。传统剂型有丸、散、膏、丹、汤等。给药途径主要经口服。这些剂型及给药途径,在临床急救时往往受到一定的限制。且体积、容积较大,吸收慢,使用不方便,难以收到速效,高效的效果。尤其对小儿及无法口服给药的患者难以接受。1983年以来,卫生部中医司及后来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科委加强了中药剂型改革工作的领导,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工艺,生产出多种新剂型,如片剂、浸膏、合剂、冲剂、气雾剂、针剂等,以及多途径的给药方式,特别是静脉给药,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疗程,使得原来采西药急救治疗的急病,如高热、败血症、感染性休克、心律失常、急性肾功能衰竭等也能用中药治疗。 自1983年以来全国中医急症协作组和剂型改革组,共研制40多个中医急症新制剂。其中如厥脱症协作组的参附青注射液、养阴增液注射液、升压灵注射液、参麦注射液等系列制剂,通过了临床验证,显示了中医治疗厥脱症的优势。 199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制定了《中医内科急症诊疗规范》,对中医急病诊疗评定标准作了明确规定。1992年2月中医管理局在广州,召开了全国中医急症工作会议,制定了《全国中医急症工作五年计划》及《加强全国中医急症工作的意见》。同年,扩大全国中医急症协作组,设中医急症奖励基金。修订《中医内科急症诊疗规范》(第一辑)。随后相继出版了《中医急诊医学》、《中医内科急症学》等急症专著。 1993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为促进中医急症工作开展,组织专家对部分已正式生产的中药制剂进行论证,筛选出15种列入首批全国中医医院急症室必备的中成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