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医教育

1912年7月10日至8月10日,教育部召开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到会议员80余人。提案92件。同年9月3日教育部正式公布学校系统。其后陆续颁布各科学校令。即《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ShuXincheng. Introductory Remarks in New Education Decreeof Republic of China. Shangwu PublishingHouse,1923:1.舒新城: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例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1.)。 《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有关医药教育规程令颁布两次。第一次民国元年(1912年)11月22日部令第25号。《医学专门学校规程令》部令第26号《药学专门学校规程令》,医药两门各课程学科均漏列中医中药。第二次民国二年(1913年)1月,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大学共分文、理、法、商、工、农、医七类,医类又分医学与药学两门,也都没有把中医药科列入以内。因此,北洋时期中医教育的焦点,首先是争取办学立案,将中医教育列入学制系统之内。教育系统漏列中医药案,引发了近代医学史上首次抗争救亡运动。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余伯陶等人,立即和各地医学团体进行联系,至1913年10月有19个省市医学团体响应。并派代表参加“医药救亡请愿团”推举恽薇荪(北京)、叶晋叔(上海)为代表。此外尚有药业方面,同仁堂、西鹤年堂等参加。代表于1913年11月23日起程赴京请愿。《神州医药总会请愿书》是一份非常珍贵的近代中医教育史资料。现文摘如下: “为请求建议,呈为恳请提倡中医中药,准予另设中学(注:指中医学)医药专门学校,以重民命而顺舆情事……”“今者民国肇始,力图自强,我国医药人材,方将与世界各国竞胜争雄,教育部太部定章,于医学课程独取西法,不及中学,此虽迫于世界进化之大势,别具苦心,然会员等愚以为医药为卫生强种之要素,与国计民生有绝大关系;速举中医中药切实整顿则可,逐如淘汰则不可……”(MedicalJournal. 1922,(8):81-86.医学杂志,1922,(8):81~86)。 请愿书全文很长,最后提出八条具体措施,即设立中国医药书编辑社;开设医院;开设中医补习学校;规定诊察手续及立案程式;删补丸散膏丹暨各种药品;设立医药藏书楼、药品陈列所;设药品化验所;编辑医学报等。请愿书结尾曰:“大部为全国教育总司,必能下顺舆情,俯加采择,当无畸轻畸重之虞。所有请求恳请建议提倡中医中药,准予另设专门学校各缘由,除向教育部恳请,议会请求外,理合抄具简章,吴请俯充批示祗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呈。”(MedicalJournal. 1922,(8):81-86.医学杂志,1922,(8):81~86)。 北洋政府教育部在群众舆论压力下,1914年1月8日函复余德勋(余伯陶)请愿书。该批示认为:“本部对于医学,只期学术完备,求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然后检疫,卫生诸政,冀可推行无碍,并非于中医、西医有所歧祝也。”(ChenBangxia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shanghai: ShanghaiMedical Book store,1929:138.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医书局,1929:138)。 继教育部批复之后,北洋政府国务院于1月16日也发下正式复文:“查中国医学,肇自上古,传人代起,统系昭然,在学术固已蔚为专科,即民生亦资具利赖,前此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法,良以歧行不至,疑事无功。先其所急,致难兼采,初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来呈述理由五端,尚属持之有故,拟办各宰,亦均具有条理,除厘订中医学校课程一节暂从缓议外,其余各节,应准分别筹办。仍仰随时呈明地方行政长官立案,俾资查考以便维持。此批。”(Reply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Council to sheuzhou GeneralMedical Association. Medical Journal, 1922, (8):89.国务院批答神州医药总会批调,医学杂志,1922,(8):89)。 教育部和国务院的答复,明确表示并非于中医有所歧视、废弃之意,基本同意了全国医药救亡请愿团要求,准予分别筹办。虽然对中医学校课程要暂缓议定。但原则上已表示准许不加反对。这次请愿的初步胜利,为以后各地中医学校立案成功奠定基础。 民国初年我国中医界争取教育立案,虽然未能达到将中医教育列入教育系统之目的,但它迫使北洋政府当局公开肯定中医中药的重要作用,答应中医药学校课程暂从缓议,允许民间中医学校可先行自谋组建。社会各界也给予中医办学以大力支持,从而给中医教育造成了一个较宽松的发展环境,于是有了1915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及1917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内务部立案成功的先例。 1915年上海名医丁泽周(丁甘仁)、夏应堂等人发起筹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向北洋政府备案。丁泽周《为筹建上诲中医专门学校呈大总统文》。 丁泽周呈文,反映了我国近代中医界办教育的勇气及呼声。其以简练文字,论述了创办中医教育目的意义、途径方法,需融汇中西教学之所长。全文层次分明,铺叙委婉,北洋政府接文后交教育部及内务部作谨慎批复。教育部复称;“今丁泽周等欲振余绪于将湮,设学堂而造士,兼附设医院,兼聘西医,具融会中西之愿,殊足嘉许。”内务部批云:“教育部既深嘉许,本部自所赞同,应准备案,俟该校课程拟定后送部核查可也。(Symposiumof TCM Education. Shanghai Research Society ofTraditional and Western Medicine,1939:2~3.中医教育讨论集,上海中西医药研究社,1939:2~3)。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于1917年正式招生上课,谢观首任校长,所聘教师曹家达、丁福保、陆渊雷、黄体仁、余听鸿等,均有名望。l931年学校改名上海中医学院,丁济万继任院长。 广东近代的中医教育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其影响力仅次于上海。1913年2月,广东中医药两界人士联合粤九大善堂力量,假座广州十八甫路爱育善堂,商议筹办粤省中医中药学堂事宜:“闻因教育部颁布医药学堂章程,专西遗中,该堂院等拟办中医中药学堂,以期研究。”(Recordsof Guangdong,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to Build a Schoolof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Chinese Pharmaceuticals.Guanghua Medical and Health Journal, 1913,(8):50.广东九总善堂院集议筹办中医中药学堂汇录,光华医事卫生杂志,1913,(8):50)。 1913年3月,省港药材行及广东中医界假座广州上九路张大昌寿世会馆集议,即席决定成立“中医药学校省港筹办处”,一致公推广东近代著名教育家卢乃潼任筹办处主席(总理),以资责成筹办广东中医专门学校。19l6年上海方面传来中医专门学校内务部立案成功消息,1917年冬卢乃潼亲赴北平拜会内务部余某,从1915年至1928年,各地兴办的中医院校还有河南中医专门学校、湖北中医专门学校、福建中医专门学校、长沙明道医学校等,惜未见有更详细的文献资料。这一时期我国中医办学教育仅属初建起步阶段,有关教学上许多问题如教材编写、课程设置、学科建设、师资培训、附属医院创办适应临床教学需要等等,仍存待于以后发展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