喉科

十八世纪中期，中医喉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相当成熟，曾陆续出版了几部很有份量的喉科专著，如张宗良的《喉科指掌》(1757年)、郑梅涧(约1727～1787)《重楼玉钥》、《喉症全科紫珍集》等，这几本书都系统全面地讨论了喉科各种疾病的诊法及治疗，使喉科辨证论治大法日趋丰富。近代几种可怕的喉科传染病在中国大地上蔓延，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与健康，对此我国中医界人士奋起努力，进行了不懈的研究探索，经过一百多年的临床实践，终于总结出一套完整而行之有效的诊疗大法。这一实践过程，几乎贯穿于整个近代历史时期。 [b]一、近代喉科传染病的流行[/b] 喉科专著的涌现喉科传染病对人民健康危害轻重的主要有白喉及烂喉痧(或称痧喉，即猩红热)。近代名医丁甘仁自述：“行道数十年，诊治烂喉痧不下万余人”（丁甘仁《喉痧症治概要》1927年）。近代时期曾涌现出大量的喉科专著、疫喉专书。以新版《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统计，自古至l840年以前，现存喉科著作大约有三、四十种。自1840年至1949年这百余年间，喉科专著猛增至三百余种，尤其是疫喉专书在短时间内大量出版，在医学史上也较为少见，仅白喉专书自1869年第一部白喉著作《时疫白喉捷要》问世，截至l935年止，六、七十年间共出版白喉专著五十余种，烂喉痧专书二十余种。这说明中医界在诊疗疫喉的临床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及时调整辨证施治，出现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喉科著作。 [b]二、诊治法的进步[/b] 对传染性喉科症的基本认识 《重楼五钥》(郑梅涧著)，其中有一段关于“白缠喉”的论述，可说是我国最早关于白喉确切记裁，郑氏制定的“养阴清肺汤”创立了治疗白喉的基本法则。 烂喉痧一证的详细记载可见于金保三《烂喉丹痧辑要》(1867年)一书，书中记录了叶天士医案一则，“雍正癸丑年间有烂喉痧一症，发于冬春之标，不分老幼，遍相传染。发则壮热烦渴，丹密肌红，宛如绵纹，咽喉疼痛肿烂……”。 对传染性喉科证认识的逐步深化及诊疗法则的不断发展 自《时疫白喉捷要》问世以来，白喉专书沓踏而至。其中对白喉病因认识较有见地的当属许佐廷《喉科白腐要旨》(1875年)，作者总结多年临诊心得，认为白喉发病不外乎内外二因，内因为病家素体肺肾阴虚，外因为感受燥气时邪，外火引动内火，而致阴亏火热之证，故初期治病切忌疏散温燥之品，治宜清肺养阴。其后又有李伦青(纪方)《白喉全生集》(1882年)。该书诊治细腻，以寒热为纲，再分轻重虚实论治，共分九大证类，对寒热错杂证及误治坏证的治法颇有特色。主张内服药与吹药并用，效果好。 烂喉痧专书的第一部著作是陈耕道(继宣)《疫莎草》(1801年)，陈氏首次将烂喉痧病从诸斑疹中摘出。后世夏春农《疫喉浅论》(1875年)，对《疫痧草》作了发挥，对诸多变证灵活施治，条理清晰，治法较前完备。 由于白喉、烂喉痧均为急性传染性热病，来势凶猛，瞬息万变，并且初期多伴有表证，对此各医家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阐发医理，有认为白喉不可表散，一切解表药均在禁忌之列。有认为白喉可表散，不可升散，葛根、牛蒡可用，升麻、柴胡不可用。有认为痧属寒湿齐或有之，香需桂枝宜在可用之列，仅需慎用。关于白喉忌表、宜表的论争最为激烈。《白喉治法忌表抉微》耐修予著，刊于1891年，为白喉忌表的代表著作。作者鉴于医家常把白喉误作风寒表证而妄投辛散之品，致使毒邪内陷，酿成危侯。特主张白喉忌表，“坚信养阴忌表四字治白喉者，历劫不磨之论”。后世医家张采田、朱铁山等经过临床实践，认为《忌表抉微》之论过于偏颇，张采田(孟劬)著《白喉证治通考》(1901年)，纠其偏差，认为表散不可与升表相提并论。白喉初期表症俱在，即投滋阴养肺汤，岂有成理？故治白喉当审证辨脉，察之秋毫，当表则表，当清由清，药贵神速，十不失一。 至此，医家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求索，疫喉的辨证论治思想逐渐清晰明确起来，取得可喜的治疗效果。 近代喉证诊疗大法已臻成熟完善 二十世纪前后，有关疫喉一套完整而行之有效的治疗法则基本完备。 《喉痧正义》正是其中一部代表作，作者张醴泉撰于1889年。书中汇集了百余年间29位著名医家有关疫喉的论述，其中不乏大家，如叶天士、王孟英、吴鞠通等论疫；张绍修论白喉；在每篇医论后都缀以按语，详如分折，当褒者褒，当贬者贬。其曰：“多读自如……务获真诠，自能胸有把握”。 在综述疫喉论诒的专书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还有近代名医丁甘仁的《喉痧症治概要》(1927年)、曹炳章的《喉痧证治要略》(1936年)。丁氏论治喉痧主张分初、中、末三期，订立疏表、清凉、下达数法。考古证今，用药审镇，其所列药方效果极好。曹炳章对白喉痧喉两大病种，以比较的形式作了全面介绍，条分缕晰，一目了然。尤其治法总结的更为详尽，分内服汤药法与外治手术法。外治法包括提毒药、探吐、吹喉药等。并且还介绍了西医的血清抗体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