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军事医学

[b]一、军医的设立[/b] 《太平御览》载晋朝刘德“官至太医校尉”,《资治通鉴·晋纪》中记有武帝时程据为太医司马,又《晋书·刘曜传》所载刘曜被擒,石勒“使金疮医李永疗之”之事。可见公元五至六世纪时,朝廷已有专职治疗战伤的医生——金疮医。 北魏延昌元年(512年),“肆州地震陷裂,死伤甚多”,世宗下诏说:“亡者不可复追,主病之徒,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就治”(《魏书·过宗纪》)。以上太医校尉、太医司马、金疮医和折伤医,可能都是当时的军医。 两晋南北朝时,帝王及将帅出征,也多派遣太医,或有侍医跟随。 [b]二、士卒的体检[/b] 历史上明文记载由医生对征募入伍士兵进行体检,首推齐东昏候萧宝卷在位之时以(499-501年)。《南史·齐本纪下》叙述其役政的腐败情形:“自永元(499年)以后,魏每来伐,继以内难,杨、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两,以此为率,远郡悉令上米,准行一人五十斛,输米既毕,就役如故。又先是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又东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诈病遣外。医巫所在检占诸属名,并取病身。凡属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荫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积年皆摄充将役,又追责病者租布,随其年岁多少,衔命之人,皆给货赂,随意纵舍。”从上可知,当时检查人丁是否可服乓役,不仅是医生,且有巫师在内。一方面,豪绅地主包庇应征募者逃役;一方面,巫医又借工作之便,勒索百姓钱财,放走合格的兵丁,而将有病、孱弱、贫穷的丁口充数。 [b]三、有关军队多发病及流行病的记载[/b] 疾病对于人类生命的威胁,往往超过战争的杀伤力。战争中远行征伐,风餐露宿,容易发生各种疾病,是古代军事家早已重视的事情。三国时赤壁之战,战争还未开始,孙权主将周瑜就已断言:曹操“驱中国(指中原地区)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果然,曹军到江汉水网地区后,尚未接战,“军众已有疾病”(《三国志、周瑜传》)。 《魏书,武帝纪》中也记载:“公(曹操)至赤壁,与(刘)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用引军还”。这里更把“大疫”作为曹军败还的第一位原因,赤壁大战之后半年,曹操在第一项军令中说:“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同上)。 在这一时期内,历史上所载战时多发病及流行病,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疫及大疫 北魏道武帝于皇始元年(396年)亲率“六军四十余万”,南下讨慕容宝,节节胜利,但至“皇始二年(397年)八月,丙寅朔,帝自鲁口进军常山之九门,时大疫,人马牛多死。帝问疾于诸军。对曰:在者才十四五。”(《魏书·太祖纪》)。泰常八年(423年),刘义符遣道济等救青州,“刁雍求将义兵五千要峻破之。(叔孙)建不听”说:“兵人不宜水土,疫病过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尽,何须复战?今不损大军,安全而返,计之上也”(《魏书刁雍传》)。 (二)疟疾、瘴气 梁武帝时(502~549年),殷钧任明威将军,临川内史,“郡旧多山疟,更暑必动,……,郡境无复疟疾”(《梁书·殷钩传》)。 和平元年(460年)八月,魏文成帝拓拔睿行幸河西,“西征诸军至西平,什寅走保南山”“九月,诸军济河追之,遇瘴气,多有疫疾,乃行军还”(《魏书·高宗纪》)。 (三)虏疮(天花) 葛洪《肘后方》所载之“虏疮”,说明天花在我国之流行乃由部队传播。 [b]四、创伤的诊断和治疗[/b]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践医学的发展,使金创折疡的临证经验得到积累和发展。 《肘后方》介绍了危重创伤的早期处理,描写了颅脑损伤和外伤可导致大出血致死的部位。《外台秘要》卷20“金疮禁忌序”中引葛洪“凡金疮出血,其人若渴,当忍之。常用乾食并肥脂之物以止渴,慎勿咸食,若多饮粥荤,则血溢出杀人,不可救也。又忌嗔怒大言笑,思想阴阳,行动作劳。勿多食酸咸,饮食酒、热羹臛辈,皆使疮肿痛发,甚者即死。现代对创伤休克及出血性休克的处理,仍然采取这些措施。葛洪认为:“凡金疮,伤天囟、眉角、脑户、臂里跳脉(肱动脉)、髀内阴股(股动脉)、两乳上下、心、鸠尾,小肠及五藏之腑输(位于胸背,去脊柱三横指)皆是死处,不可疗也”颅脑损伤、肱或股大动脉出血不止,或内脏破裂,肋骨骨折所致的气血胸等证候,对现代医学来说也是严重的战伤。 刘宋时龚庆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是中国在痈疽金疮方面论述较详的第一本方书。刘涓子曾随宋武帝刘裕北征,在军中以善治金疮痈疽闻名。全书共载方140余首,其中治金痈疽方有34首。他还提出:如被有射网的毒箭所伤,可用兰子散解毒。如箭在肉中不出,可用半夏和白蔹下筛,以酒服。并说:“浅者十日出,深者二十日,终不住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