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针灸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针灸科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表现在针灸学科的确立。 针灸学科确立的显著标志,是针灸学大师皇甫谧根据《灵枢》、《素问》与《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参考《难考《难经》等古代医学文献,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针灸学的经验与成就,撰成《黄帝针灸甲乙经》十二卷,一百二十八篇,集针灸学之大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全面系统的针灸学专著,为我国针灸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针灸学,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b](一)针刺治疗的成就[/b] 1.发展腧穴理论:皇甫谧《甲乙经》在《黄帝内经》130多个穴和《脉经》基础上,对十四经穴,作了全面系统的归纳整理,增加到349个,将每个穴位的别名、部位、取法、何经所会,针刺深度、留针时间,禁针穴误刺后甲等,皆具体载述。穴位排列的次序,按头、面、耳、颈、肩、背、胸、腹、手三阴三阳、足三阴三阳经,由四肢至头面、躯干、依次向上向心排列;虽还没有完全与十四经结合起来,但却为腧穴经络相结合,开辟了新途径。 《甲乙经》记述有别名的穴位70多个,都形象而准确地概括了穴位的位置与功用的特点。 《甲乙经》对349个穴位的位置与取穴方法,都有具体准确的记叙,有的根据患者口腔活动取穴,有的根据患者体表静脉分布取穴等,对提高穴位定位的准确率,具有重要意义。 《甲乙经》载有80多个会穴,后世极少增减。这些会穴,大多分布于头面躯干部,如大椎为三阳经与餐脉之会,不但能治督脉本经“脊强反折”等病证,且能治疗所有三阳各经的病证,其交会穴理论,不仅为后世考察和确定穴位提供了依据,对扩大穴位的主治范围,亦有重要意义。 2.针刺操作方法进步:《甲乙经》对每个穴位的针刺深度,都作了说明、规定。对200个常用穴位留针时间,亦作了说明和规定。对误刺禁针穴位所能造成的后果,作了具体阐述,对禁针穴误刺所生后果,已有具体分析。 [b](二)灸法的成就[/b] 魏晋南北朝时期,灸治疗发展迅速,成就显著。其中,以葛洪《肘后备急方》和陈延之《小品方》较为突出。 在葛洪前,王叔和首倡灸治疗,其所著《脉经》,即提出“灸百壮”之说。 皇甫谧对灸治疗的发展,亦作出评著贡献。《甲乙经》对施灸壮数,一般每次为3~5壮,其中,头、面、颈、肩、背等处,多为灸3壮;脑、腋、腹部,多为灸5壮;最少者为井穴,只灸1壮;最多者为大椎穴等,灸9壮;个别穴位如环跳等,灸50壮。《甲乙经》还提出禁灸穴位,并指出误灸的不良后果。 葛洪倡导以针灸救治急证,为其突出特色。《肘后方》共收录针灸处方109首,其中,灸外方99首,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三十多种病证,其对灸作用、效果、操作、技巧、忌宜等,都作了全面的阐述其主要成就,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急证用灸:《肘后方》提出以灸法救治卒中、恶死、昏厥、寒湿、霍乱、吐泻、痈疽、狂犬咬伤、蝎螫等卒发急证。甲穴较少,记忆方便,施灸方便。 (二)以灸补阴:《肘后方》以一壮、三壮、五壮、七壮为基数。然后以七为倍数加壮,为二七壮、三七壮、四七壮等,以七为阳数的代表,加倍翻番。其先阳后阴,从阴到阳,以阳治阴等灸治疗原则,亦无不体现了其以补阳为主的学术见解。 (三)灸不固定用艾,灸亦可隔物:《肘后方》为便于急救,除应用艾灸外,在仓卒无艾时,亦用竹茹、黄蜡、纸屑等为代用品。其中,竹茹、黄蜡,既有艾炷的温熨作用,又有艾炷所没有的清热开窍,通经活络等特点,所以,它们是艾炷的理想的代用品。《肘后方》还以隔蒜、隔盐、隔面、隔瓦甄等施灸为灸治疗的多样化发展,开辟了新途径,成为隔物灸的最早文献。 葛洪以上建树,对后世灸治疗的发展,影响极大。 继葛洪之后,陈延之《小品方》重视灸,并灵活应用,他认为灸具有简便易行、应用范围广泛、效果良好等优点。 《小品方》认为,只有恰当地掌握火量,才能使火气沿着经络达到病变部位。火量过大,易燃伤机体;火量过小,火气不能抵达病变部位,不易发挥治疗效果。对用灸壮数,中有一般要求,但主张就根据地域、气候、体质的不同,分别对待。其用灸壮数,多至100,少仅14,即同一种病,也有100壮、50壮、随年壮,或一日三次用灸的区别。取穴特点是少而精。